[巴中]红色的记忆 永远的丰碑

　　打击地主恶霸，保护农民利益。依靠桃园原苏维埃干部群众，消灭顽固的地主恶霸势力，解除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。实行打富济贫，所得钱财部分用于部队建设，部分帮助贫困农民。在根据地内不征粮、不收税。

　　实行“纳税保商”，发展商业贸易。依据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及经济公社的经营方针，对大宗商品征什一税，对小商小贩免税，并武装保护过境客商安全，1937年1月在南江铁炉坝设立厘金局开始收税。

　　加强自身建设，作好长期准备。此时党员发展到60人，成立了1个党支部、5个党小组，连上建立了党小组，由赵明恩任党支部书记。经常开展政治教育，游击队官兵的座右铭是“吃平等、穿平等、命令来了不平等。”完善部队建制和后勤部门，部队按实战的标准训练，还特别进行了“耐寒”训练，在无霜期仅有半年的高寒山区，一年四季不盖被子。大量储备武器和粮食（油米子），“3年不生火，照样能过活”。

　　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措施，1937年夏至年底，游击队进入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，游击队员自称为“幸福时期”。部队由5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，根据地从无到有，建立了以大小园包、铁炉坝、回龙沟（包括整个桃园）为中心的纵横约100里的根据地，游击区域北达汉中南部、东迄通江西部，西至广元东部，南至南江北部，纵横约300公里。

　　党中央心系游击队

　　1935年6月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一方面军会师后，毛泽东就曾关切地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：“苏区还留有多少红军？”，9月张闻天在《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对敌运动》中提出：要同“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，协同动作及汇合”。后虽然多次联系，终因国民党拒不承认这支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和种种复杂原因，游击队无法按中央指示“开赴延安”。

　　1937年5月，党中央派何孝林（原营山县苏维埃主席，长征中负责随军家属工作）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、书报、地图和4套八路军军服样品，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，由于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“留守苏区”精神不符，提出若原先在部队来一名认识的人就好办了。1937年9月，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，党中央要求国民党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，国民党拒不承认。1937年10月，中共中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，再次派何孝林回川，向游击队介绍国内革命形势、红军及各省游击队改编情况，对游击队工作作出了指示。

　　1938年2月，派王正坤（原红四方面军33军259团团长），由中共汉中工委具体安排到距桃园约160里的南江县兴马坎经商，化名陈柯，同游击队专门作长期联系。1938年8月，王正坤将游击队要求联系人需持有陈昌浩、张琴秋照片或亲笔信的要求转达给中央，1939年夏，中央指示将信件和照片交中共川康特委，特委指定由中共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茂文亲自办理。恐发生误会，周恩来再请在延安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了照片，写了亲笔信，并由赵明恩的同学、曾在家乡一个党支部共同战斗过的魏传统，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，一并经蔡畅交给中共汉中特委办理，不幸，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送到游击队。

　　1940年春末，党中央尚不知游击队已失败，又经八路军办事处，派杨桂林到南江联系，杨到巴中即被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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