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中市川剧摇滚唱到人民大会堂

　　康熙二年(1663)有善昆曲者八人由江苏入川，在成都江南会馆为宦幕清唱昆曲。雍正年间，有“来云班”以清唱昆曲为业。与此同时，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祺与乾隆时期任四川总督的福康，都善养歌舞伶人，搬演昆曲，用于宴乐助兴。乾隆五十年(1785)，李调元返回故里绵州罗江，办起了一个昆曲家班，所谓“家有小梨园，每冬月围炉课曲，听教师演昆腔杂折以为消遣”“先生实苏产，弟子尽川孩”。

　　高腔，即弋阳腔流变。李调元在《剧话》中说：“弋腔始弋阳，即今之高腔”，“高腔俗名清戏，楚蜀皆尚之”。最早关于高腔在四川出现的文字记载，约为雍正二年(1724)，时成都已有高腔戏班“庆华班”的建立。另外，定晋岩樵叟在《成都竹枝词》中也记道：“弋阳腔调杂钲鼓，及至灯明已散场”。六对山人也有“见说高腔有苟莲，万头攒看万家传，生夸彭四旦双彩，可惜斯文张士贤。”并叙述苟莲官每一进省城演出，“则挤墙踏壁，观者如云”。可见，高腔在雍乾年间，已盛行四川城乡，颇受观者青睐。

　　弹戏，系秦腔演变而成。秦腔进入四川，约在明末清初。据清·沈荀蔚《蜀难叙略》记载，顺治十六年，张献忠部将高承恩与杨国明在嘉定(今乐山)相聚时“奏女乐演传奇，以侑酒”。另据吴珍奇在《昭化县志》中载，顺康年间，在昭化、中江一带已有完整的戏曲演出。其生旦净丑，刀戟剑棒，无所不奇。当地人说此乃秦腔，也实为可能。因昭化古名“葭萌关”，是秦地入川要冲，此时，陕班来川演出秦腔，实为常事。秦腔在四川流传的记载，尤以康熙五十一年，曾任绵竹县令的陆箕永所作竹枝词，最为有力。他在《绵竹竹枝词》中记道：“山村社戏赛神幢，铁板檀槽柘作梆，一派秦声浑不断，有时低云说吹腔。”

　　胡琴，系二黄与西皮腔的统称。《燕兰小谱》卷五载：“蜀伶新出琴腔，……其器不用笙笛，以胡琴为主，月琴应之，工尺咿唔如话”可谓四川胡琴腔的明显注脚。胡琴腔约在乾隆年间，也已形成。生于乾隆年间的六对山人杨燮，在《锦城竹枝词》中注解说：“张士贤在上升班扮净，唱胡琴腔，一气可作数十折”，就是明证。

　　灯调本源于四川本土，在发展中出吸收了不少明清小曲，壮大自己。入清以来，随着酬神赛会、元宵等民间习俗，已发展常年演出。定晋岩樵叟在《成都竹枝词》中记道，“过罢元宵尚唱灯，胡琴拉的是淫声。《回门》《送妹》皆堪赏，一折广东人上京。”(嘉庆乙丑《成都竹枝词》)明显记述了灯调在乾嘉年间由乡镇进入城市，由千百年过节的群众活动，变为常年性演出的剧种了。

　　以上各种声腔，虽在清初已有同台演出，各声腔也在与四川方言、土语、民间音乐、舞蹈和发俗的结合中，开始衍变。但是，尚未完全溶合。在乾嘉年间，基本上还是以独立的声腔剧种，从事演出活动，所谓“报赛演剧，大约西人用秦腔，南人用昆腔，楚人、土著多弋声，曰高腔”(嘉庆《汉洲志》)。戏班也自成体系。如昆腔有“舒颐班”，高腔有“庆华班”，秦腔有“庆华班”、“金贵班”，胡琴有“上升班”，灯班则在四川山乡广泛演出。

　　外地声腔的不断流入和外籍艺人来川授艺，以及许多教授各声腔剧种的科社建立，也推动了诸声腔的合流。如同治年间流入川北的陕西汉二簧，在南充建立专唱丝弦的庆泰班后，于光绪年末年陕班艺人于桂华科社授艺，梁天福、杨九梨、李顺来等陕班艺人，赴下川东搭班，致使重庆出现专唱胡琴的毕胜班、吉祥班，而建于四川各地的著名科社则有三字科社、臣字科社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吴弼臣在成都投资兴建第一个品茗看戏的“可园”。

　　1911年，辛亥革命后，各戏班、剧团要求艺术革新的民主思想日益浓厚，于是杨素兰、康子林、肖楷臣、唐广林等人倡导下，各声腔剧种实行联合。并且，将原各自班社如长乐班、翠华班、彩华班、桂春班、怡乐班、太洪班、宴乐班等联合组成“三庆会”。并以杨素兰、康子林、肖楷臣、唐广林为正副会长。自此，昆、高、胡、弹、灯五腔共和的川剧，得到成熟和发展。

　　拿什么拯救你川剧

　　在我脑海里，一直有着20几年前那些关于川剧的记忆碎片：宁静的夏天，风清蝉鸣，晌午时分，邻家小院传出一阵阵“锵撤锵撤”之声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包括我爷爷在内的沿街而居的老爷子们就会摇起一把蒲扇，在竹椅上眯着眼睛“神游”，听得兴浓时，有的还会跟着哼上两句。但奶奶们就不一样了，她们总是嘟哝着抱怨：“背时的”又吵麻了，瞌睡都睡不清净……

　　川剧就这样第一次在我的记忆深处烙下了印记。20多年后，当我住进四四方方、并排冲天的城市高楼的时候，却再也听不到这种“锵撤锵撤”之声了，反倒是那些揉杂着电子节奏的“哼哼哈嘿”常常响震耳边。川剧，被历史的巨涛荡涤得奄奄一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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